在村小的教室里，吉覺阿呷幫低年級學生削鉛筆。

本報記者　張文攝

                     吉覺阿呷的家。
本報記者　張文攝

拍照時，14歲的她躲開了—— “別拍，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民生調(diào)查·關(guān)注深圳“童工”后續(xù)）

　“打工跟在家不一樣嗎？都是做事”

門外的大風不時地裹挾著黃沙呼嘯而過，吉覺阿呷（化名）仔細地將上衣最上面的紐扣扣好，然后便背著背簍出了門。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沒發(fā)生過一樣。“在家哪一天不是這個樣子，喂豬、洗衣服、生火做飯、背起背簍去找柴。”吉覺阿呷自顧自抱怨著，突然問記者：“在外頭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樣？都是做事。”

十幾天前，因被懷疑是童工，吉覺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車從深圳送回涼山。

吉覺阿呷今年14歲，在家里的4個孩子中排行第二，常年在外打工的父親在去年6月便去了廣東，一起出去的還有16歲的姐姐。

吉覺阿呷告訴記者，她是去年11月后才出去的，但沒想到剛在深圳工作幾天，1月2日就被送回了村里。她有些想不明白為什么會被送回來，“過了新年我就出去掙錢了，反正有媽媽看著兩個弟弟。想不到這么快被送回來。”

有村民告訴記者，彝族新年是在每年陽歷的11月中下旬，新年結(jié)束后輟學在家的孩子就會陸續(xù)出去打工掙錢。小學沒畢業(yè)就輟學的吉覺阿呷算是打工的孩子里比較“有經(jīng)驗”的，她告訴記者，深圳的很多工廠她都待過，“繞線、裝箱、打包，我都會！老板說我能干呢！”她的語調(diào)中透著幾分自豪。

吉覺阿呷的母親馬卡阿莎介紹，“老板”指的是帶孩子們出去打工的工頭，據(jù)說是鄰鄉(xiāng)的，名字叫克巴。“每當克巴來找工人，娃們都很樂意跟他走。”馬卡阿莎說，村里好幾個孩子每年都跟克巴外出打工。

為什么不念書？馬卡阿莎的回答很簡單：“念書費錢，女娃兒認幾個漢字能說點漢話就行了。”

她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國家免了學費，但每學期起碼一兩百元的雜費，到村小走山路起碼要一個半小時，如果念寄宿制的中心校，即使住宿免費，每個月也需要一百元左右的生活費。“4個一起念書，家里確實供不起，不如讓兩個女娃給家里幫幫忙。”馬卡阿莎說。

　“過節(jié)和來客時才吃點臘肉”

傍晚時分，吉覺阿呷背著一筐干柴回來了。“冬天冷，要燒火塘烤火，還要煮飯煮豬食，我在家每天都去多找一些。”她一邊說著一邊吃力地把背簍從身上卸下放到墻角。記者走過去一掂量，這筐柴少說有20來斤。

“阿呷最勤快，等到2月初種土豆，她也能幫忙開犁。”馬卡阿莎告訴記者，這里的村民基本都種土豆，“8月收獲時，100斤一筐，每畝能收30多筐，只可惜賣不起價。”馬卡阿莎說，這里路不好，汽車開不進，只能等附近鄉(xiāng)鎮(zhèn)趕集時用馬馱幾筐去賣，但卻連8毛錢一斤都賣不動，算上種蕎麥、養(yǎng)豬，每年只能有萬把塊收入。

對于家里的生計，吉覺阿呷也很苦惱：“我打工的地方，土豆兩塊多一斤！我們卻只能等土豆粉廠用六七角的價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現(xiàn)在還剩一大堆。”她說，“地里刨不出錢，只能出去打工，現(xiàn)在哪家是單靠種地掙錢的？”

不知不覺到了晚飯時間，馬卡阿莎留記者吃飯。主菜毫無例外是燉土豆，沒有佐料，淡然無味。也許是因為記者的到來，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盤臘豬肉和圓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說，“平時家里來客少，過彝族新年的時候殺了一口豬，腌成臘肉后只是逢年過節(jié)和家里來客時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種出來也不容易！等到2月開種的時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動，而且要我們四五個人一起種才行。”吉覺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傷痕：“你看，這就是上次耕地時不小心被犁劃傷的。”

　“有帶上百名童工的，一個月拿七八萬”

盡管在將童工們從深圳接回后，涼山州當?shù)卣呀?jīng)為他們的入學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吉覺阿呷仍然不愿去上學。“我聽不懂老師講課，去學校有什么用！”她說。

經(jīng)記者好說歹說，第二天一早，吉覺阿呷答應跟記者搭村民的摩托去村小看看。村小老師吉子阿牛告訴記者，學校的兩間瓦房，容納了全校40多名學生，一二三年級一間，四五年級一間。“常有輟過學的回來讀書，但很難跟上進度，甚至有十三四歲的來讀三年級。”吉子阿牛說，學生們普遍缺乏漢語聽說能力，數(shù)學課時他經(jīng)常要用漢語講一遍，再用彝語講一遍。

“很多學生從小就跟著父母外出務工，雖然小孩子沒人敢用，但他們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學，成了野孩子。”聊起輟學問題，吉子阿牛嘆了口氣。他告訴記者，去新疆摘棉花、去廣東等發(fā)達省市等都是涼山外出務工人員熱衷的去向，很多孩子跟著父母出去后，在打工地不能入學，耽誤了學業(yè)，年齡稍大后學業(yè)更跟不上，外出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選擇。

“由于文化水平不足，甚至漢語都不流利，完全不能融入外面的社會，他們出去只能做一般勞動力，掙得很少，所以有的人后來又想回涼山念書。”吉子阿牛說，在涼山甚至有20多歲的六年級學生。

而受益于輟學打工的龐大人群，一種新興職業(yè)產(chǎn)生了：一些在外打工多年、對勞務市場“行情”較熟悉的打工者通過組織同鄉(xiāng)輟學學生外出打工，從中抽取費用而牟利，這些人即為“工頭”。

記者輾轉(zhuǎn)聯(lián)系上的一位“工頭”透露，廣東一家工廠給童工的工資為11元/小時，加班時為12元/小時，但由于工資由他代領，他發(fā)給童工的工資一律為8元/小時，按童工每天10小時的工作時間，“工頭”每天可從每名童工身上抽取至少30元。

“我知道有帶過上百名的，一個月可以拿七八萬。”這位“工頭”坦言，他最多一次帶過50多人，其中大部分在16歲以下，勞動監(jiān)察部門一般都查不出來，“跟工廠或者中介公司一起造一些假的身份證號就行，廣東這邊這么多廠，很容易就混過去。”

另外，這位“工頭”也承認，他雖然一開始都許諾帶著孩子們“掙大錢”，而且童工們每月也確實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資，但他們卻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積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資后請客吃飯、買這買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頭直接吃他們的錢，那更慘。”

盡管如此，吉覺阿呷還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記者給她照相時，她敏捷地躲開了。“你拍我是要上電視的嗎？不要讓我上電視，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吉覺阿呷懇求道。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1/14/nw.D110000renmrb_20140114_1-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