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少婷 滑昂    每經編輯 張海妮    

武昌火車站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為了省下些路費，李良沒有選擇直達車，此后滯留在武漢的40多天里，他無比后悔這個“貪便宜”的決定。1月23日中午12點左右，火車?？吭谖錆h武昌站，從廣東打工回家的李良下了車，他本打算只在武漢中轉停留兩個小時。

李良下車時，武漢女婿、湖南人孫斌剛離開武昌站不久。孫斌早上一下車就得知武漢將在10點“封城”，他本欲打道回府，但和他有著同樣想法的人都擠在售票口，他最終未能在最后關頭離開，開始了在岳父家寄居的生活。

湖北黃石人洪強是在1月24日進入武漢的，他心軟送個武漢朋友回家，本想著在收費站就掉頭回去，但檢查站的人告訴他只能進不能出。

探親、旅游、中轉、務工……封城40余天，滯留人員的生活問題愈加棘手。2月底，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fā)布19號通告，關注滯留人員保障問題。截至2月29日，武漢市已安置797人，救助1573人，投入救助資金330余萬元。

但滯留人員期盼更多更細致及更明確的幫扶政策。目前救助金發(fā)放沒有進行標準公示，探親等龐大的滯留群體不在幫扶之列，全國陸續(xù)復工但返鄉(xiāng)日期待定，李良們渴望更多的關注。

擔心坐吃山空的打工者

“我一小時都沒法待下去了，心里沒底。”3月2日，滯留在武漢的第40天，李良動了去流浪的念頭。“封城”40天，他的頭發(fā)從“站著”變成“趴著”，20出頭的人因此顯得精神不佳。

隔開小區(qū)和街道的那道墻很矮，李良曾在兩個夜晚偷偷翻出去溜達。為了防疫，武漢正在實行嚴格的小區(qū)出入管理，街上的行人都已經很少見了。“把我關起來，我就有飯吃，也不愁住了”。李良說。

住在武漢一家民宿的李良隔門接受采訪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他曾離流浪只有一線之差——到武漢的頭兩天，以為停掉的列車可能會突然恢復，李良在武昌站的地下停車場睡了兩晚，武漢市政府送來兩床被子和10桶泡面，他湊合著過了除夕和大年初一。

他最終沒堅持下去，目前的民宿一天住宿費100元，社區(qū)的團購菜動輒百元起步，李良靠著捐贈的大米配榨菜和方便面度日，一天只吃一頓飯。

這也是不少生活困難的滯留人員的生活常態(tài)。“我告訴家人我很好，就是避免讓他們擔心，其實身上還剩50塊錢，房租也欠著。”一位春節(jié)未能返鄉(xiāng)的武漢務工人員平日的工資是3000多元，房租要1600元，因物流成本走高的食品價格讓他吃不消。

李良就快要吃不起飯了，即便是一天一頓。滯留的40多天里，他本就不多的積蓄就要坐吃山空了，已經開工的公司通知他不用再來了。

19號通告發(fā)布當天，李良填寫了救助申請，但至今沒有獲得反饋。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個例，也有人獲得了安置或社區(qū)幫助，一位因旅游滯留的微信群友曾夸贊安置的環(huán)境。

武漢市民政局已經開展了對滯留在武漢的外地旅客的補助，具體政策是每人每天300元，或一次性發(fā)放3000元，外地游客、來求醫(yī)的患者，以及在漢務工人員都在救助對象之列，但具體什么樣的生活條件才可以接受補助，并未明晰。

相較于3000元補助，李良更傾向于被安置，解封時間未定，“其實三千元，不如安排吃住有保障”。

“想懇求你們幫個忙，有沒有志愿者工作可以幫我介紹一個。”這是李良想到的持久之計，志愿工作會帶來收入，他已經在專門面向滯留人員的志愿機構登記，但想要工作的人太多了，他被列為備用的第二批。

不在救助范圍內的求助者

體量龐大的探親人員不在救助范圍內。“我們這里面更深層的原因他們沒理解，一些成本轉嫁到了親戚身上去，但親戚們本身在疫區(qū)也很困難。”孫斌現在一家三口住在岳父家，本以為“封城”只需要14天的一個隔離周期，如今已遠超他的預期。

按照孫斌的計劃，他來岳父家探親到初二，初三返程后他就回去加班，家里還有房貸要還，翻倍工資對他而言吸引力很大，但現在他帶來贍養(yǎng)岳父母的錢都不夠岳父母為他們一家多支出的開銷。“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說實在話，蘿卜吃完了蘿卜葉子接著吃。”孫斌的岳父母為過節(jié)儲備的糧食和菜已經消耗殆盡。

探親可能帶來的是雙向的情感壓力，岳父母變著花樣讓孫斌一家吃好，但孫斌愧疚于無法盡贍養(yǎng)義務還要“啃老”，“說實話，我們滯留的人比他們在武漢市內的這些人承擔更多、更大的壓力，我們要是只有自己一家，對自己狠一點，哪怕搞個咸菜和辣醬也能對付一段時間”。

孫斌瞞著岳父母撥打過市長熱線12345，反映因探親滯留帶來的困境，村干部立刻就回了電話，隨后上門回訪，沒想到帶來了更尷尬的局面。“更多的壓力給了我的親屬，村干部來了之后直接找到我舅子，他們畢竟是常住人口，還要顧及臉面問題，左鄰右舍會想，怎么來了個親戚在你們家過得跟個難民一樣呢？你說別人會怎么看我岳父母和舅子。”孫斌的岳父沒有直接表達不滿，但壓力從岳父傳導至孫斌的妻子，親情關系反而出現了不和諧。

由于不能按時返工，孫斌所在的企業(yè)給他做了停薪處理，解封之后孫斌一家回去還要自我隔離，恐怕會兩個月沒有收入，而孩子很快又要開學了，這又是一筆支出。

“我們聽從政府的指揮，什么時候解封或者恢復交通我們什么時候再走。但是我們配合了，政府是不是也要多考慮下我們的困難，不管是米面油還是菜，至少可以緩解一下，得到一點心靈的慰藉。當然我們只是反映一下問題，決定權還在政府手中，我知道都不容易。”孫斌繼續(xù)著他的等待，小心翼翼地不在家人面前表現出焦慮。

走路出武漢最終被遣返

1月23日，洪強從黃岡啟程回老家，因為“封城”，他帶了一位家在武漢的同事回他自己家過年。但同事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武漢，疫情形勢又很嚴峻，同事一直在表達回武漢的愿望。洪強心一軟，答應了，1月24日晚上開車把同事送去武漢。

他原本想著送同事到高速收費站就掉頭回去，但計劃未能成功。“我本來以為‘封城’了不會讓我進收費站，我剛好可以把他放到收費站回家的，沒想到讓我進來不讓我出去。”洪強就這樣滯留了。

“最迫切想回去的時候是超市出團購套餐，肉48一斤。”洪強打過12345熱線電話，但回訪說他名下有一家公司，不符合救助條件。

“為什么有人能拿到救助金，但我們就是拿不到呢？”一位滯留人員表達了對救助標準不明的疑惑。

“我的訴求就是我想回家。”洪強表達了一些滯留人員的共同訴求。

王芳因為女兒求醫(yī)住在武漢一家酒店里，他們一家三口一個月的住宿費和生活費已經超過萬元，因為女兒接受了放療，免疫力較差，一家人又不敢去安置點，怕出現感染風險。

“做核酸檢測也好、CT也好，我們自費，我們保證自己都是健康的，都關了四十幾天了，什么問題都沒有，我們也很注意保護自己的，回去以后把我們集中隔離，或者在家隔離更好，我服從政府安排。”王芳表示。

2月24日，“武漢發(fā)布”先后發(fā)布兩條通告，先是在17號通告中提到“滯留在漢的外地人可以出城”，但發(fā)布三個半小時后這條通告被宣告無效。希望騰起又落空，刺激了一些滯留人員劍走偏鋒——一些人甚至計劃走路出武漢，其中一個滯留人員聲稱已經嘗試走了40公里但被遣返。

其他城市的復工令滯留人員日漸焦慮，他們擔心時間一長自己將面臨被替代乃至被開除的風險，而如果沒有工作，也可能會讓一個家庭陷入困境。

“短時間內可以解封嗎？如果不能解封是否可以讓我們和戶籍所在地政府進行對接，在身體健康的前提下返回，或者短時間內解封不了，可不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補助措施或者補貼。”滯留人員提出了疑問，仍在等待回答。

（實習生梁瑞馨對本文亦有貢獻）

受采訪對象要求，李良、孫斌、洪強、王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