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

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本質而言，“特朗普主義”并不是個別現象，英國全面開啟“脫歐”談判進程，歐洲多國大選掀起極右翼主義都表明，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全球化獲取超額資本收益的全球跨國資本及其精英階層成為對全球化擔憂的主體，他們更加傾向保護主義。

應該講，這些年，“逆全球化”風潮進一步升級在全球范圍內不乏其廣泛的基礎。在一些發(fā)達經濟體和成熟的工業(yè)化國家眼中，發(fā)達經濟體內部逐漸失去競爭優(yōu)勢的產業(yè)不斷向國外轉移，造成本國產業(yè)空心化。這些都使得以傳統農業(yè)和傳統制造業(yè)為代表的“舊經濟部門”利益受損，部門內出現利潤下滑和失業(yè)率增加的現象。

而一些發(fā)展中經濟體和后發(fā)國家則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大部分生產國，在這一全球分工結構中都獲得了較大部分的實際利益。但更多依賴資源出口的資源國和價值鏈低端的生產國并未享受到這種紅利，主要表現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增長低迷、資源透支、效率低下、產業(yè)不振等問題。

受此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在經過長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推動的經濟增長之后，各國政府在經濟困難時期越來越多地尋求保護本土產業(yè)。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現在全球的問題是“全球化”導致的危機嗎？“逆全球化”、重歸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就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嗎？事實證明，金融危機已經過去9年，但全球并沒有真正從危機中走出來，而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直接導致的結果是全球貿易增長熄火。

事實上，本世紀以來全球的經濟體系正在出現新的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全球價值鏈模式下中間產品貿易增多，全球生產由跨國投資驅動、服務貿易對生產網絡的運轉發(fā)揮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為“全球化”發(fā)展的核心驅動力量。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時代，全球經濟體系與其以“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區(qū)分，不如以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來劃分。全球生產和貿易模式正從最終品貿易轉向價值鏈貿易。在新的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模式下，產品流動尤其是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實質上是參與全球生產的一個過程和流轉環(huán)節(jié)。全球價值鏈革命造成中間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迅猛增長，這意味著與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外需”已經截然不同，在這種新價值鏈模式下，產品生產已經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義。

各國產業(yè)結構的關聯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國產業(yè)結構必須在與其他國家產業(yè)結構互聯互動中進行，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動態(tài)調整和升級，也因此才能獲得資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全球共同發(fā)展的紅利。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大國，對全球貿易存在巨大的貿易創(chuàng)造效應，這意味著中國不但沒有壓縮，反而給其他經濟體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貿易機會。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積極推進全球化進程。與之相反，2008年之后，美國一方面舉起保護主義大旗，另一方面大力實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依舊徘徊不前。

毋庸置疑，當前，全球政經格局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新的調整時期，在此過程中發(fā)生的沖突與博弈正是這一變化的突出表現。根本而言，商品、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繁榮的基礎，一切阻礙這種要素自由流動的行為無異于是對全球化的巨大挑戰(zhàn)。

因此，當特朗普逐步兌現他在競選時宣揚的修筑邊墻、撕毀貿易條約、大幅提高關稅的各項“承諾”，并高舉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時，注定全球范圍內的摩擦、沖突和碰撞將前所未有。

這對于積極倡導“全球化”，主張構建“包容性”發(fā)展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挑戰(zhàn)，但更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需要推動新一輪全球化，以全球價值鏈重塑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的產業(yè)結構競爭力，也需要更好地貢獻治理理念和治理規(guī)則來創(chuàng)造新的全球化凈收益。從這一點來講，“特朗普主義”下的逆全球化沖擊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zhàn)，但也很可能帶來一次重大變革的機遇。在全球結構和秩序重建和重構過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來發(fā)展趨勢的潮流和規(guī)則，以及價值主張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